天津图书馆藏《延安归来》封面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当即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严重对立，引起一些参政员的忧虑。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褚辅成、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共商国是。在延安期间，他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专门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右一）和黄炎培（右二）等人在延安机场（图片来源于吴明仁《黄炎培延安“窑洞对”》一文）

 

在延安的五天中，没有刻意的安排，黄炎培等人的行动享受了充分自由。他们亲眼见到了延安民众的衣着朴素整洁，精神健康，充满朝气。对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印象，黄炎培在书中写到：“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中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历史周期率”的探讨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等6人把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商谈的意见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很坦白地据实报告”，完成了在国共之间传递信息的使命。黄炎培将这段延安之行整理成书，即《延安归来》，冲破了国民党的出版封锁，一版再版，成为了国统区有识之士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户，国统区的人们对延安这个红色圣地的向往之情更深了。

 

注：活动所推介馆藏红色革命文献暂不提供读者阅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