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在世界各国“国图”中位居第三。其文献收藏，中文世界第一，外文中国第一。如何用好这个庞然大物？常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就该琢磨浩瀚书海何以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就不能让这许多好书束之高阁，让堂皇“国图”一旁冷落。

　　当今信息时代，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智慧地球”到“感知中国”，从“学习型政党”到“学习型社会”，都需要善于驾驭、使用信息，善于从海量信息中快速有效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筛选反映规律把握大局揭示本质预测趋势、而又深入浅出一目了然简洁明快要言不繁的信息。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不是旧书库故纸堆，而是活信息加工厂。

　　许多国家在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都注意借助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建立以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基础，由图书馆专业信息服务专家为主导的立法决策服务机制。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不仅馆藏总量无可匹敌，其基于宏观资源为国家和政府的立法与决策服务的水平，也举世闻名。我们要建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的决策体系，需要深入了解有关领域的来龙去脉，挖掘历史积淀的丰富智慧，借鉴各方实践的成功经验。这就要求“国图”以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和专业化的信息分析队伍，提供古今中外的详实参考资料与科学的论证材料，开展高质量的专题咨询服务。

　　这种服务不简单。要将繁杂、零碎的材料掰开了、揉碎了、摆正了、捋顺了。要分好类、排好队、归好堆、论好辈，不断地分，来回地分，边分边合，分分合合。这是一个寻找事物内在联系、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苦的一关。

　　这种服务要有动力。如果需求疲软，诸君不会用“国图”，奈何“国图”何所图？这就不仅要有需求、有理念、有自觉，还要有刚性的规定。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州立图书馆，大都推行一种“威斯康星理念”，即“完善的立法和行政管理必须依赖于可靠的知识和专家建议”。美国1946年《国会重组法案》，确立了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法律地位。1970年的《新国会重组法案》再次强化其法律地位，促使其规模迅速扩大，为国会在整个立法过程中，提供全面可信、及时客观的分析和研究服务。

　　数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一场演讲，反响强烈。现场记者询问何以能掌握如此丰富的资料，回答：“我身后有个国家图书馆！”

　　我们的立法与决策，是否也“身后有个国家图书馆”？

　　用好“国图”，应成共识。但“国图”之用非常用。“国图”是书山，书山有路勤为径；是学海，学海无涯苦作舟。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D行二号座下，有个“马克思脚印”，那是他十多年来每天去看书，双脚在水泥地上来回擦出来的。

　　哈佛图书馆里写着：“此刻打盹儿，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用好国家图书馆，圆我中华复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