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4月10日至12日3天时间内，伴随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成千上万的档案文件、历史记录、古籍、古地图和照片的丢失损毁，伊拉克的一部分重要记忆被永远抹去了。据统计，伊拉克国家档案馆丢失了60％的馆藏，包括大部分微缩胶片和胶卷；国家图书馆丢失了25％的馆藏。

　　◆2004年，印度洋海啸。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档案馆失去了80％的照片档案，亚齐文献信息中心失去了全部文献。

　　◆2005年，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飓风。飓风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使美国5个州的大约70个博物馆、历史学会和250个图书馆遭到严重破坏。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川、陕、甘三省的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损毁图书182.24万册，各地图书馆直接经济损失4.36亿元。

——摘自林阳、张靖《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调查》

　　进入雨季,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而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的频频来袭,不少文献保存机构从业人员心头也被厚厚的阴霾所笼罩——那些承载着人类文明、历史记忆的珍贵文献、档案在灾难突然降临之时是否仍能安然无恙?在近日由中日韩三国文献保护专家与会的“自然因素与文献保存保护亚洲地区研讨会”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公布的一项图书馆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让人增添了更多的忧虑。

一旦灾难突发,文献抢救或将陷入无序混乱状态

　　“在听说有自然灾害发生时,84%的图书馆会意识到受灾地区图书馆藏文献可能会遭受损失,并联想到自身是否具有应对灾难的能力。”林明说。而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23%的图书馆表示自身有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

       林明的数据来自他和同事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50家被抽样的图书馆中有31家返回了有效问卷。虽然从抽样数量上来看,相对于目前全国超过3000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总量,此次接受调查的不过百分之一,但是,在调查的图书馆名录上我们看到,除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和汶川羌族图书馆分别作为专业图书馆和典型受灾地区图书馆的代表外,其余无一例外是省级或特大城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大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文献保护水平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线。

　　不仅如此,通过对问卷中其他相关内容的分析,林明表示,“在自身有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7家图书馆中,有的所谓‘预案’,大部分是关于紧急事件时的人员安全疏散等内容,并不是针对‘文献保护’的灾难预案。”

　　这项调查表明——一旦灾难突发,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文献抢救工作都将陷入或无序混乱或束手无策的状态。

　　突发自然灾害的威胁离文献保存机构到底有多近？

　　在上述参与调查的31家图书馆中——2家曾遭火灾,3家曾遭水灾,4家曾遭地震,1家曾遭台风,11家曾遭水管破裂,11家曾遭馆舍漏水,还有8家遭遇过其他事故——只有9家目前尚未遭遇过灾害。换言之,即便是这些设施条件较为优越的大型文献保存机构,其“灾难幸免率”也不超过30%,那些更基层单位所面临的威胁可想而知。

　　“灾难对文献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不管是地震、飓风等罕见的自然灾害,还是电力中断、水管破裂等日常突发事件,或者是生物危害、偷盗和故意破坏。预案设计应涉及包括水火在内的,可能对馆藏造成威胁的所有类型灾难。”林明说。

　　前期预防和灾后应对的双线缺失,是国内很多文献收藏机构的“软肋”

　　灾难随时可能不期而至,而缺乏前期预防和灾后应对,往往让文献保存机构损失惨重。

　　2005年底,北京某图书馆地下库房附近的热力管道破裂,30厘米深、90摄氏度的积水迅速淹没了地下书库下层书架上的文献,随后,蒸腾的热气又触发了书库顶部的消防喷水装置,导致放置在上层书架的文献也遭遇水淋之灾……在双重打击下,受损文献数量超过2万册。

　　翻开《国际图联灾害预防手册》,它首先强调的就是排查隐患,并明确指出,“水灾的隐患可能来自外部因素(河流、风暴、排水系统溢出);内部因素(系统故障或地震、交通工具及树木撞击导致的水管爆裂等)以及灭火时的用水。”看到这段文字,对照上述图书馆的遭遇,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事实上,在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的很多文献保存机构,消防系统用气体灭火取代用水灭火已成基本配置。

　　汶川大地震后,在评估北川受损档案时,面对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的大量受损文献,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王宜欣表示:“当前有必要从受损档案中分离出一些不重要或是在其他机构有重份的档案。由此在抢救修复时间表上有所划分——对于永久保存的档案,对受损严重的档案,可以优先实施抢救修复。对其中有价值的珍贵档案,更要千方百计、不惜成本地抢救出来。把人力物力财力优先用到有价值的地方去,是又好又快抢救修复北川受损档案的有效途径。”

　　的确,灾难一旦发生,首先要“抢出来”哪些文献?被“抢出来”的受损文献哪些需要优先得到保护与修复?类似这样的问题,事先缺乏明确调查论证,事发后将倍增珍贵文献的抢救难度,由此造成的“人为”损失不可估量。这已是业内人士共识——在31家图书馆的调查中,所有图书馆都表示有必要制订一个优先抢救的馆藏财产名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两家,仅占6%。

　　“或许永远不会被实施,但仍要长期保持员工的热情、财政的支持、灾害的持续再评估和优先权”

　　“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程序,缺乏相应的专业设备和材料。”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万群用三个“缺乏”来描述目前大多数文献保存机构应对突发灾难时所面临的困境。“馆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往往不知道该怎样预防灾害,灾害发生后也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都与灾害评估和管理不足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美芳表示,近年来,全国各地文献保护和灾害抢救专业队伍越来越少。“遇到专门技术等疑难问题,很多从业人员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或方法,而基层单位几乎不设文献保护和灾害抢救人员的岗位,平时没有参与过保护技术的训练,因此,在灾害来临时,很难参与到抢救与修复工作中。同时,不同技术人员配合不够默契,降低了抢救效果最优化发挥。”

　　同时,张美芳指出:“我们发现,有些部门即便制订了应急预案,也缺乏实战性,操作性不强,比如,预案只是宏观地提出调动一切设备、技术力量、场地等应急救援,但对如何调动、调动程序、远距离运输、后勤保障等问题没有具体明确。”

　　经历过灾难的人,对文献抢救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四川省档案局副局长张新在谈到北川档案文献抢救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减损的关键是准备,准备的质量决定了减灾的质量。制定完备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是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一些发达国家的应急管理系统不是以‘反应’为导向,而是以‘筹备’为导向,这样的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制定一份周详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正是国内大量文献保存机构的当务之急,并且,像《国际图联灾害预防手册》所指出的那样——“确保预防灾害计划有效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这个计划或许永远不会被实施,但仍要长期保持员工的热情、财政的支持、灾害的持续再评估和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