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咨询服务业发展乏力，这几乎成为“2010年全国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年会”上各界代表的一致看法。一方面，一个成熟的信息咨询服务市场尚未成型；另一方面，图书馆这一属于文化创意产业范畴的子行业已发现这一市场广阔前景，力图抢占先机。

中外信息情报业差距甚远

       今年，美国苹果公司一名全球采购经理，涉嫌向参与生产iPhone及iPod关联产品的企业出卖公司机密资料，从中收取超过100万美元佣金。大名鼎鼎的宝洁公司，也曾演绎过“垃圾桶情报收集法”———聘用专业人员扮成清洁工人，进入联合利华内部，从办公室垃圾中收集和整理新产品文件。

       这些情节不是谍战剧的桥段，而是“信息咨询服务”重要性的有力佐证。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在现实中通过搜集具有正规来源、公开传播渠道、进而推断出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信息，被称做“信息咨询服务”。日本是世界各国商业间谍中的“活跃分子”。日本一名情报专家曾经承认，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54%来源于竞争情报。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王苏舰认为，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也和信息业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美国上世纪60年代社会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信息业，超过了其他竞争对手”。

       从1990年到2003年，美国信息产业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5.69%，其中，1990年到2000年更是达到6.47%，增速是GDP的两倍。毫无疑问，信息产业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持久不衰，并且引导其他高科技创新以集群的形式出现，从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形成了硬件有IBM，软件有微软，网络有google，数据库有《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的信息制造、生产、传播、分析、处理、保护的“信息制高点”。

       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图书馆馆长林蓉告诉记者，世界500强的企业中70%专门设立了竞争情报的专兼职部门。不仅仅是企业，一些国家已经从政府层面建设了强大的信息采集处理系统。

       “5-5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5分钟即可查询到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王苏舰说，日本是充分利用国外信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比如，日本出资设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为政府和企业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信息。日本各大商社和大企业都有一套依靠计算机和通讯网络支撑的反映快速灵活的情报传递网络。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日本人在世界187 个城市设立有800多家分支机构，派出人员达1.6万人，重点搜集各国政府经济、政治等情报。这些员工的工作效率之高，甚至被认为“在中央情报局之上”。

       被业界人士认为是信息处理上经典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通过对 中国《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就推断出了中国在开采大庆石油过程中，必然会感到炼油设备不足，具有购买日本的轻油裂解设备的可能，甚至推断出所要买的设备规模和数量要满足每天炼油1万吨的需求。(详见下表)王苏舰告诉记者，他去过日本的图书馆，置身其中根本不像是在国外反而像是在中国图书馆。馆内堆满了中国文献、报纸、图书和期刊，涉及政治、经济、地方志等，如《红旗》杂志、《求是》杂志等无所不包。

       “遗憾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建立起完善、健全、成熟的信息情报搜集、处理、保密环境和系统。”一位业内专家无奈地表示。相比发达国家信息服务业，我国无论是企业信息搜集、保密意识，还是信息情报咨询市场繁荣程度，都难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即便在信息生产能力上，中外也存在较大差距。”王苏舰说，统计表明，截至今年年底，全球信息量将由2006年的1610亿GB上升到9880亿GB，相当于把书从地球到太阳来回堆20遍的全部容量。虽然总量很多，但在信息领域同样存在着“二八法则”，中国的数字信息量在全球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总量只占世界的20%。全球信息中有80%是英语，其他语种占20%。根据2006 年的统计，在亚洲区域，中国的信息量甚至排在日本、印度和韩国之后。

       王苏舰认为，目前中国的信息情报只能用“三多三少”概括，———平台多、内容少；国内多、国外少；转述多、分析少。“截至2009年7月，全国共有网站306 万个，占全球网站的3%，我国平均一个网站信息量为0.15GB，而北美平均一个网站信息量为2945GB，是我们的近2万倍。我们国内的信息多是转述、引用自国外，而缺乏自我的统计和分析判断。”文创产业信息咨询机构更为贫乏道略文化传媒财产研究中心总监毛修炳目前正在为北京市的西城区、石景山区、平谷区等7个区县做“十二五”期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调研报告。对于文化创意企业在获得信息咨询途径等微观层面上有着第一线的接触。

       毛修炳坦言，“目前市场上鲜有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宏观层面上，尤其在区域文创产业发展上，公布的信息并不全面。如哪种扶持模式更好?投融资方面如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不同项目是找农行、交行还是什么银行?总的来说，在政府层面，我们缺少信息服务”。

       毛修炳说，每个文创行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具体的信息搜集整合，如工业设计、演出行业、出版行业，每周有哪些国内动态、国际动态、趋势变化、政策变化等。虽然这些信息都刊登在媒体上，但是大多都散落在各处，没有人专门搜集。其实，北京地区应该推出北京市演出行业、工业设计发展蓝皮书。在韩国，政府会每年主动发布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细分行业的蓝皮书，通过蓝皮书，政府机构和文创企业就会对整个行业有一个概览、预警分析和趋势判断。

       据了解，韩国政府成立了着作权调解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该委员会起到了信息收集分析的功能。着作权调解委员会专门针对韩国出版物、电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活动、发行情况进行跟踪和统计，尤其是帮着防范盗版侵权。

       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韩国动漫形象“流氓兔”，在国外被DVD、文具等很多产品盗用。当时韩国政府就及时提醒企业，如何进入国外市场，在规避盗版方面应该起诉什么部门，如何把握时机等。

       有专家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中完善的信息咨询服务没有建立起来，是由于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比较小，不像医药、汽车行业有着较高的咨询服务费。

       但是，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方自今表示，其实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完善畅通的信息服务渠道，是否能有效对接需求方与服务提供方。

       “今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就是通过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我们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他们希望我们搜寻侯宝林、姜昆等曾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过的老一辈艺术家的相关资料。包括早期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资料、相关书报刊文字资料等，可以作为艺术团企业文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自今说，“不止这些，还比如中国电信要建立电信博物馆，委托我们搜寻第一部电话是从哪里到哪里的，谁给谁打的，我们两个调查员用了一年的时间，最终查找到相关材料”。

       图书馆是信息业发展突破口方自今说，这证明许多企业机构都是有着广泛的信息需求的，不仅是文化创意企业，其他企业也有着对于科技、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需求。在信息服务上，关键 还是让社会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信息。

       “社会上对图书馆有着长期的误读，认为图书馆只是借书的地方，只是作为信息的主要储存机构。”方自今说，其实，图书馆的外延应该拓展。一方面，图书馆 拥有最全面、最权威的信息，和一般的企业、咨询机构相比，图书馆的信息更可靠。这很能满足企业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的信息服务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上又有着广泛需求，所以图书馆应该跳出固有的狭隘理解。

       图书馆已经开始默默开拓市场，立志“攻取”信息咨询服务业这片“蓝海”。

       林蓉告诉记者，他们已开始给许多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5年来图书馆不定期举办讲座，向企业宣讲图书馆推出的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协助企业建立自己的信息情报系统。“比如有一家医疗企业，他们要开拓国外市场，让我们帮其分析研发方向会对国外市场产生什么反应、在技术上是否侵权、国外对技术是否封锁等。”方自今也表示，国家图书馆已经针对科研人员推出了针对服务。如帮助两院院士、教授职称评选的候选者查找信息，“我们能为科技人员提供其论文有多少被核心期刊登载，论文观点被引用的数量是多少，从质量上更全面地评价候选者的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