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页虽已泛黄，史笔犹带风雷。1935年11月21日，天津《大公报》刊发了战地记者范长江从陇东庆阳发回的通讯《红军之分裂》。这篇报道如同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长征途中一场关乎革命存亡的路线之争。彼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甫逾百日，尚未洗去征尘，便因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之争，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范长江以其战地通讯特有的客观笔触，记录下这场抉择的惊心动魄，而历史的答案，早已在伟人的运筹帷幄中书写。

范长江在通讯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会议后，于北上方针上产生了“严重之分歧”。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力主北进甘肃、经略陕北，以图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战略主动；另一方则坚持南下川康，在困厄中寻求喘息。范长江以新闻人的锐利观察，记述了会师后双方力量的悬殊：红四方面军兵力达八万之众，而中央红军历经长途跋涉，减员严重，已居于劣势。正是这种实力对比，让坚持北上的主张面临着巨大阻力。

在这“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体现为对历史大势的精准判断。北进，意味着走向抗日最前线，走向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广阔天地；南下，则可能使红军陷入狭小贫瘠的川康绝境，在国民党重兵围困中丧失生机。面对张国焘倚仗兵多将广进行胁迫与分裂活动，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率领红一、红三军团毅然北上。范长江笔下关于“毛泽东派出一团精干部队警戒红四方面军，继续向北渡白龙江”的记述，正是当时党中央在极端危险下，为保留革命火种而“壮士断腕”的真实写照。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后来的史实证明，毛泽东坚持的北上方针，使红军跳出了困局，为长征找到了“西北支点”，也为全民族抗战积蓄了力量。范长江的通讯《红军之分裂》，无意中为这段艰难的抉择留下了一份早期的新闻底稿。在这份底稿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革命的波折，更是一位伟大战略家在分歧乃至分裂的危局中，对信仰的坚守与对时局的远见。范长江在报道中不称红军为“匪”，直书其名，这种超越政治壁垒的客观笔触，反而让历史的本来面目在纸页间愈发清晰。当后人重读这些泛黄的报纸时，仿佛仍能听到白龙江边的争论，而历史已然昭示了正确的方向。

纸页虽旧，史鉴常新；津门潮涌，后浪承志。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范长江笔下的烽火抉择，已化作今朝海河儿女案头的精神灯火。对天津青年而言，那段草地上的争论与北上途中的孤勇，不是课本里隔世的注脚，而是直面人生“岔路口”时的底气——当他们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错，在创业路上屡败屡战，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那跨越90年的“北上”信念，正以另一种方式在渤海之滨流淌。愿津沽青年以实事求是丈量脚下的路，以不畏艰难校准心中的航向，把先辈在至暗时刻的远见与定力，化为这座港口城市奔腾向前的青春浪涌。历史的接力棒已传到手中，新一代津沽儿女自当在海河两岸、在各自征途上，让长征精神生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炽热回响，跑出无愧于先辈、无愧于青春的精彩一程。

图文：古籍文献部 骆骁

编辑：宣传策划小组 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