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教育生涯中，有南开学校学生出身的两大助手，即黄钰生（1898-1990，字子坚）和吴玉如（1898-1982，名家琭）。时世所致，两位人物都长期默默无闻；后来书法热兴起，使吴先生声名大振；教育学落寞，黄先生仍少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中有收录黄，却没有闻一多，西南联大三校师生长征，黄是队长，闻是队员。

黄先生九岁到天津，在舅父卢木斋的监护下长大。卢曾资助严修创办南开大学，又像张伯苓一样重视西学、武学。有南大校史学者认为，黄赴美攻读教育学，可能是校方对“自家子弟”的“定向培养”。他27岁成为南开大学总揽全局的“秘书长”，直到1952年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

吴玉如是周恩来的同班好友，比黄钰生低一年级，三人通过课外团体活动彼此熟识。据黄回忆，周的白话文、吴的文言文，分别为全校之冠，两人很受张校长器重。后来吴困于家境而到东北谋职，张校长一直惦记着他，抗战前曾召他到南大文学院任讲师。南大特别重视学历，教授大多数是美国“海归”，如果没有张的特聘，吴很难在此担任教职。抗战时期张在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时，又举荐吴担任四位秘书之一的重要职位，后来他因为厌官而弃职。

黄、吴两先生，一洋一古，南辕北辙；他俩的关系，极少有人想到，更别说知道。吴任教于南大时，除了讲授文学，同时还有经济研究所秘书的兼职，尽管他根本不懂经济学。

当时黄、吴再度相处的情况缺少记载及传闻，但凭事理就能推知。我听吴先生的次子同宾兄说，兼职是张校长的关照，为吴家改善生活。这一安排必然要通过黄秘书长来实现。那段时间，师生三人相处，自然会使黄、吴关系更加密切。

多年间我常想到本文的话题，这完全出于机缘巧合：黄、吴两先生都是我的恩师。黄馆长其实是名义上的领导，早年罕有民主人士担任基层负责人。猜想当年他的职位安排可能跟周恩来有关，因为卢木斋平生以图书馆事业为职志，南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最初都是他创办的。黄先生告诉我，舅父给他指定的启蒙教材就是《书目答问》，可以说图书馆也是他的“家学”。他成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后，特许我“半脱产”研究学术。

我受惠于吴先生的机缘更巧：“文革”中他陷入生活困境，1972年通过周恩来的安排来到天津图书馆，成为我在古文及做人方面的老师。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骤起，我劝他勿再到馆，由我充任联络，一直到1979年天津文史馆恢复。

黄、吴两位到耄耋之年又在同一“单位”（文史馆）意外相聚。起先黄还处于隔离批判中，“文革”结束后，他的处境因为周恩来的关注而大为扭转，不久进入政协。算起来两位老同学在短期同事中有交流机会。可惜正值我大病休养，这方面并无所闻。

1991年，由天津图书馆与南大申泮文院士共同主编的《黄钰生同志纪念集》，我见到黄老所作《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长文，发现在回忆学生团体一节中，有谈吴玉如的一段：“敬业乐群会的稽古部，我想是吴家琭主持的。吴家琭字玉如，晚年自号‘迂叟’，与老同学通信仍用原名。擅文牍，在南开曾任教，张伯苓当参议会副议长时，任秘书。多吟咏，近宋人。善书法，追踪二王，近来才被认为当代书法家第一流。他是早期南开同学的一个奇才，偏才。《校史》可在适当地方的脚注中提他一笔，因为南开同学中作古诗，擅书法的人太少了。”

长文是应校史初稿班子的请求而写的，别的书中很难收录。从黄的补充中可以看出，他对吴有全面了解和精当评价，还流露出亲切之情。此外还使人意外得知，吴年轻时不仅长于“稽古”（与“国故”近义），还长于组织社团活动。
 

（新闻来源：《今晚报》2013年11月1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