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故乡村里上过一年半私塾，当时念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村的村西有一座大庙，周围十里八村的善男信女都经常去那儿拜佛求仙，那里的香火一直很旺。大庙正殿和东西配殿敬奉着几十尊佛像，大庙东北角和西北角有几间房子，是庙里和尚杂役的起居、做饭的地方。当年村里有三名文化人，都是秀才，也都是我本家爷爷。其中一名还在县里当了个小官。当时，三个人看到村里的孩子要到很远外的村学堂去念书，很不方便，便合计着在本村办个学堂。于是，就和村里的头头们（大概是村长，保长）商量。村里头头们也有眼光，就同意了。学堂的地址就选在大庙，住持和尚当时也得听头头们的，于是就把两间配殿的佛像挪了挪，截出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房子作为课堂（教室），小房子就是先生（老师）的办公室。教书先生由另一位秀才韩文秀担任。这是我入学前几年的事。

　　我是民国25年（1936年）出生，8岁时入学在本村这个学堂。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本家二爷韩文秀，学名还是他给起的呢。

　　开蒙时念的课本是《三字经》，此后再念《百家姓》、《千字文》、《杂字》、《弟子规》、《名贤集》……现在我知道了，这类书统称为“启蒙读物”，也称“蒙学读物”，属于国学范畴。

　　小时候念书的事很有趣。二三十个学生坐在一间课堂里，一位老师教课。由于学生入学时间有先有后，学的课本不同。即使几个学生都念同一本书，学的课文多少也不同。这就是现在说的“复式教学法”。老师的教书方法采取“因材施教”。学生的聪明程度有异，以《三字经》为例，每句三个字，最聪明的学生每天可学八句，24个字；较聪明的学生每天学四到六句，12到18个字；笨的学生每天学一二句，3到6个字；最笨的学生每天只学一二个字。我是比较聪明的学生，每天学4句，12个字。我有一位本家叔叔，每天学一二个字，第二天还背不下来，经常挨板子。

　　一名老师同时教这么多程度不同的学生，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老师教完了新课，学生们就要在课堂上大声念书背诵。你念你的，他念他的，各念自己的书。一片书声，简直是“蛤蟆吵坑”！

　　学生念书时，笔直地坐在凳子上，上身左右摇晃，脑袋上下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拉长声音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与其说是念书，不如说是“唱”书。

　　第二天早晨很早，没吃早饭时，老师、学生就要到学堂，先交上作业——毛笔大小字（老师晚上进行评点，写的好的用红笔画个小圆圈，再交给学生），然后学生挨着个儿在老师面前背诵以前学过的课文。如果学得课文多了，学生背了前几句，老师会跳过几句，开个头让学生接着背；背了没几句，老师又跳回前面再起个头，学生再接着背，这和现在的“循环记忆法”一样。学生背下来了，回家吃饭，饭后再来学新课文。背不下来，当时再念再背，还背不下来，就要打手板。板子是一根扁扁的长条木板，一头有个小孔，带小孔的这头打在左手心上，很疼。为什么要打在左手，是因为右手还要写字。

　　学生除了念书、写字以外，还要学珠算。学生上学一边背着书包一边挎个算盘。学算盘时，一边背着“九九歌”——“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如四……”，一边手打算盘，最后得数不对还要重来。以后还要学“斤乘流法”等。

　　那时初学时，只是死记硬背，老师是不给讲解每一个字句的意思的，只有学到一定程度时，老师才给学生讲解书中的意思，这叫“开讲”。再后，就开始学习更深一些的课本，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以前的书没有标点符号，学生不知道到哪是一句，老师就用毛笔沾上朱砂研成的墨水，在该断句处划上一个小红圈圈，这叫“点书”。

　　我的开蒙书是《三字经》，以后又念《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杂学》。还没等“开讲”，父亲把我带到天津，上了洋学堂。学的都是新鲜东西。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音乐、体育。1951年小学毕业，1954年南开中学毕业，1957年中专毕业，后来参加了工作。上班了！工作的繁重，生活的重压，几乎让我淡忘了儿时念过的旧书。直到1993年，我55岁时，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又在一家企业受聘。经济上宽裕了些，时间也充裕了，该是我考虑以后生活方向的问题了。就在我陷入彷徨的时候，在一次上街闲逛时，偶然发现了沈阳道旧物市场。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满街巷子都是人，我凑过去，顺着人流慢慢游览。街道两旁摆满了旧货摊，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那些似曾相识的旧物件，引发出我无限的情思。走着看着，发现有一个旧书摊，新书旧书，重重叠叠地堆放在一起。我蹲下身来翻着，突然一本旧书映入眼帘，封面上赫然写着“三字经”三个大字。难道这就是我小时候念过的书吗？我急匆匆、轻轻地拿了起来，吹掉书上的浮土，翻开书页，看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的字句。一霎时，勾起我幼时念书的记忆，让我百感交集。不错，这就是我曾经念过的《三字经》！拿着这本书，我舍不得松手，好像怕别人抢了去。是不是还有别的书呢？我仔细翻找着，发现有一本红皮黑字的《六言杂学》，拿起来抖了抖，又吹了吹，翻开首页，“自古人生在世，俱秉五行阴阳，富贵贫穷寿天，生死离合悲欢……”我急切地往后翻着，寻找那几句记忆犹深的句子。找到了！“有变骆驼象马，有变猪狗牛羊，有变鸡鹅鸭雀，有变仙鹤凤凰……”一下子碰到了两本念过的旧书，真是幸运，这简直就是如遇故交嘛！我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我庆幸这次偶遇，从此走上了藏书之路。天津的沈阳道、三宫、二宫、鬼市、文庙，和平路上的小胡同里的古籍书店，长春道、鼓楼、古文化街，我追寻着书市、书店“乱跑”。北京的琉璃厂、报国寺、潘家园……还有周围的县城也留下了我的足迹。淘书成了我的一种乐趣。不知不觉间，十五六年过去了，在我的书柜里摆着七八千册书籍。其中，各式各样的《三字经》竟也有了100多本。3年前，我已经74岁了。岁月不饶人啊！走起路来，已是步履蹒跚。儿女们为我装了一台电脑，教给我如何操作使用，如何上网，如何在网上购物……慢慢地，我学会了一些基本方法。原来，这里另有一片天地！我主要是上“孔夫子旧书网”和“百度”。在这里，我主要是购买《三字经》和下载有关《三字经》的文章和讯息。两年多的时间，又买了几十本《三字经》；下载了60来篇文章；买了20本学者、教授有关《三字经》的著述，如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的《中华幼学文库——三字经》、北京师范大学徐梓教授著《蒙学要义》、浙江宁波鄞州区文联主席施孝峰主编的《三字经古本集成》、陆林著《三字经辑刊》等。粗略统计一下，我收藏的各种新旧版本《三字经》近400本，常见的《三字经》约200多种，《三字经》作品、制品20多种，总计约600多种。

　　如今，我正在整理自己收藏的《三字经》，结合其它著述和下载的资讯，编纂“《三字经》名录”和“《三字经》知见录”；筹办在文庙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举行“《三字经》展览”，并准备在天津图书馆主办的“海津讲坛”上讲述一期“话说《三字经》”，抒发一下我的《三字经》情结，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字经》，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新闻来源：《天津日报》2013年11月21日第3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