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15分钟喝一口水，用乙醇漱口或生吃大蒜可以防止感染”“病毒可以通过无线电波和移动网络传播”等错误信息，到“食品短缺即将来临”“戴口罩会导致自我感染”等虚假说法，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来，围绕疫情所产生的大规模虚假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极快，损害着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至少接触了一些编造的有关新冠病毒的新闻和信息，约1/4的人认为，这种冠状病毒是在实验室里故意研制的。虚假信息不仅误导了大众的认知，甚至已经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伤害。据报道，在某个国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饮用高浓度酒精可消毒、杀死病毒”的错误信息已导致数百人在饮用乙醇后死亡。

2020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会议上说：“我们正在抗击一场信息疫情。这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在英语世界里，人们用Infodemic或Disinfodemic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信息疫情”。Infodemic这个词是“Information+pandemic”，指的是过多的信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Disinfodemic这个词是“dis+information+pandemic”，简单来说，就是由虚假的信息带来的疫情。

“信息疫情”这个词其实由来已久。2003年，美国记者兼政治学家戴维·罗斯科普夫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将信息和流行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这个词。他认为信息疫情是一些夹杂着恐惧、猜测和谣言的事实，被现代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放大和传播，以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甚至安全。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不仅出现在人们对SARS的反应中，而且出现在对恐怖主义的反应中。

虚假信息伤害的可能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虚假信息的出现削弱了人们对彼此、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信息网络负责人蒂姆·阮说：“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信息疫情相比，此次疫情拓展到了全球范围，面对这样一个新局面，我们正在重新思考和重塑在紧急情况下管理和抗击信息疫情的方法。”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制定了针对个体、社区负责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应对指南，从而指导他们在抗击信息疫情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还与包括抖音、脸书、谷歌等在内的50多个数字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密切合作，从而确保当人们搜索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时，来源于官方渠道的科学健康信息在检索结果中第一个出现。

在此次疫情期间，我国政府、文化机构和文化从业者也积极投入到抗击信息疫情的工作中，面向国内外公众传递疫情真实信息、传播科学辨别虚假信息的方法。比如，在2020年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中旬，上海图书馆的馆员就利用专业检索技能破解了当时在网上迅速流传的虚假信息——疫情“神预测”。该条虚假信息称某人根据易学原理和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早在2011年就预测到这次疫情暴发，甚至还提供了该“预测”的原始出处——某人出版的《实证化中医基础理论及运用》一书第92页，有截图为证，让一般人难以置疑。上海图书馆的馆员迅速查证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以及全球最大的联机图书馆书目数据库，证实并没有这本书；然后又利用国内权威报刊数据库找到了收录在一部会议论文集中的同名同作者论文，但并没有查找到任何与疫情预测相关的内容。至此，上海图书馆向社会公众证实了所谓的“神预测”并不存在，从而终止了该不实信息的流传惑众。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国新指出，像上海图书馆这样成功的服务事例，进一步彰显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价值；这类真正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从业者职业规律、专业能力的服务才最具有职业价值和职业贡献，应该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和从业人员奉献社会的主要方式，成为专业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追求目标。

其实，图书馆不仅可以为公众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还兼具了开展社会教育、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的重要职能。202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全球媒介和信息素养周专题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发表了以“众为众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为主题的《首尔宣言》，强调要重点防范“信息疫情”。

《首尔宣言》指出：“媒介和信息素养本身并不是解决包括疫情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药，但我们坚持在整个教育、社会和经济体系中进一步承认和重视媒介和信息素养，并将其作为更积极主动的办法之一加以应用，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和包容的社会。应提高所有人的媒介和信息素养，特别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媒介和信息素养的提升，可以为人们在危机时期强化批判性思维、强化对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洞察力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首尔宣言》不仅是继《格伦沃尔德宣言》（1982年）、《布拉格宣言：迈向信息素养社会》（2003年）、《关于信息素养和终生学习的亚历山大宣言》（2005年）、《关于媒介和信息素养的菲斯宣言》（2011年）、《关于媒介和信息素养的莫斯科宣言》（2012年）、《关于数字时代媒介和信息素养的巴黎宣言》（2014年）以及《关于不断变化中的媒介与信息背景下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里加建议》（2016年）、《关于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青年宣言》（2016年）、《构建开放型政府文化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汉特-曼西斯克宣言》（2016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和信息素养城市全球框架》（2018年）之后，对媒介与信息素养问题的再次强调。同时，它也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一段时期开展媒介与信息素养工作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首尔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图书馆在为所有人提供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宣言呼吁各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分配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推动信息素养教育，为包括图书馆员在内的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的工作者提供提升技能的培训，促进图书馆与社会各界、各类机构的合作，从而提升媒介和信息素养的知晓度与认可度。

新闻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1年03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