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里，至今馆藏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其中，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卷帙浩繁，藏有约7000册中国古籍，其中1911年前的手写本或刻本达2000册；还包括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几百份地图；开封的希伯来语石碑等碑文拓本……这些珍稀的中国古代文献正在以特殊的形式“回家”，梵蒂冈图书馆馆藏部分中文文献经复制整理近日在中国出版。

4月28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硕果：《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布鲁盖（Jean-Louis Bruguès）、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卜键、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百年回家路

此次出版的丛刊总计44册，收录170部梵蒂冈图书馆馆藏珍稀中文古籍。在每一种文献之前，都附有一篇“题录”，包括卷数、作者、版本、梵蒂冈图书馆馆藏号、文献形态信息、内容简介等。

据悉，该丛刊是“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推出的首批成果。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基于以往长期在梵蒂冈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学术积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任大援首先提出整理出版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文文献的构想。2008年，“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批准下正式启动。项目组历经6年多时间，先后完成了对1300余件文献的电子化处理，其中最古老的文献可追溯至14世纪初元朝统治时期，大部分文献是17—19世纪的清朝时期的资料。

在座谈会上，张西平回顾了我国学界促使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回到中国的努力。他说，如果从张元济先生1910年首次从梵蒂冈图书馆复制南明朝重要文献算起，历经百年努力，阎宗临、王重民几代学者前赴后继，为这批文献回到中国不懈努力。随着《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的出版，这批文献终将全部回到中国。“这是继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回到中国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

许多藏品已是孤本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收藏，大多通过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寄回以及后来捐献等渠道进入梵蒂冈图书馆。任大援介绍，关于这些文献进入梵蒂冈图书馆的过程，特别要提到三位神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和方济各会士康和子（Carlo Horatii da Castorano）。柏应理在1685年捐赠给梵蒂冈图书馆大约500册中文书籍，康和子也将从中国带回的图书捐给了该图书馆，傅圣泽从中国返回后所带的书籍和文献后来转移到梵蒂冈图书馆。

在任大援看来，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收藏有两大特点。第一，这批藏品可以使读者看到16—18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手稿、译作，或带回、寄回欧洲的中文著作的全貌或近似的全貌。在欧洲的各大图书馆中，梵蒂冈图书馆的此类藏品可以说是品种最多、最全、史料价值最高的。第二，这批藏品中的一些中国历史文献、儒学经典、小说、民间百科图书和字典等是研究晚明至清初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其中许多文献现在在大陆已经不易见到。

“这部分中文馆藏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次良好的研究机会，因为其中很多作品已经是孤本。”梵蒂冈图书馆副馆长裴佐宁（Piazzoni）认为，这批文献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尽管传教士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这批作品也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帮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了欧洲近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发展。另一方面，传教士的作品、或者由他们翻译的中文书籍到达欧洲，将源远流长的几千年古老大国的文明介绍到西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影响了很多西方神学家和哲学家。例如，莱布尼茨就受到了柏应理《中国圣贤孔子》的影响。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丛刊的出版对于明清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中国翻译史、中国明清以来思想史和中国科技史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新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