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之变述说新的秩序

　　《中国教育网络》：图书馆经常会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建筑也在变，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局？

　　朱强：图书馆建筑确实是变动不居的，这是因为它是图书馆开展活动、发挥功能的空间。而图书馆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一座图书馆，首先是一个文化建筑，传承文化是它的主要功能。建筑师、馆长、馆员、读者、游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图书馆，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功能的多样性、环境的舒适性、读者的便利性，更多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作为图书馆人，在面对新建筑的时候，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很重要。要把图书馆建成什么样？环境舒适、用户友好、设施先进，这些是一般的要求，关键是要结合所在地区和所在学校的具体情况及场地和环境的情况，把这些加以实现。

　　有些图书馆在实现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不像图书馆，而更像一个剧院、展馆或者一个超市。图书馆是个特殊的文化建筑，文化的氛围不是用奢华可以代替的。第二，片面地追求大，或者奇。空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失去了舒适感和亲和力，使用者也不方便。第三，施工质量问题，地面开裂，管道堵塞，夏天不能防晒，冬天不能保温……，这些也是很头疼的。

　　当然完全让人人见了都说好，没有遗憾，这样的建筑也是很难得的。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目前图书馆建筑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

　　朱强：实际上内部的功能布局，是图书馆更要考虑的。

　　建筑师一开始的方案只是建筑的一个空间，而且这个建筑空间是空的、死的，你让它怎么活起来，怎样真的适应图书馆，这才是关键。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是一个长条结构，像一列火车，怎么让它变得现代而且舒适？当时我们的设计着重考虑怎样完善内部空间，安排各类设施，以适应图书馆的需求。从头到尾有几百米，太长，我们布局时，就把它截断，变成各个功能块。

　　内部的功能布局，什么地方放书、什么地方放刊、什么地方放电脑、什么地方放桌椅、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机房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图书馆考虑建筑布局时一定要做的，还有它的装饰，如何体现文化和人文的气氛。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规划建设时，我们坚持新馆和老馆打通，每一层不能有水平差距。另外，因为空间有限，人员有限，要适应现代化管理，所以，新馆内部格局是大开间。新老馆建在一起，索性把老馆靠近新馆的这部分划到新馆去，使大开间更大。未来，这个空间可以做更多的重组，IC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面。

　　《中国教育网络》：大学图书馆人满为患，占座风此起彼落，您认为未来图书馆的内部空间如何拓展？

　　朱强：发展合作式的储存图书馆，我想是一个方向。

　　我们每年的纸本量大概就是10万，10万册书需要 500平方米，10年就需要5000平方米。北大图书馆已经过百年积淀，面积再大也有一个限度。

　　于是，我们这两年也是困极思变，在昌平校区，将一个5000平方米左右由食堂改造的图书馆，进一步改造为储存图书馆，将一些不常用的书刊，存放在这里，读者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

　　这也是向国外学习的，在郊区找地方建一个仓库存放图书，或者是几个馆联合建一个，大家共同承担经费，剔除重复的书，共建共享。

　　我也曾呼吁北京市教委在市属高校中试行，拨一笔经费，在郊区建一个合作式的储存图书馆，各种书只需保留三五个复本，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市属几十所高校，重复的书一定不少，可以支援建社区图书馆，或者捐赠偏远地区的学校。

　　这样，大学图书馆可以释放更多的有限空间，提供给读者更多样的服务。比如，现在各大图书馆谈得较多的是信息共享空间或知识共享空间。

IC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中国教育网络》：信息共享空间(IC)在北美盛行，您如何看待IC在中国的发展？

　　朱强：信息共享空间，是图书馆主动适应用户的需求，是一种创新的举动，我认为是积极的。

　　从国外发展来看，还是满足读者需求的。中国的发展步伐至今一直是跟踪西方国家发展的，但由于整体发展程度的差别，往往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用户的需求是发展的一个驱动力，信息共享空间也是这样，当国外图书馆用户在使用文献方面的需求发生变化后，那么他们感受到了危机感。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国外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

　　而现在我们也是在遭遇到一些困境后，希望寻求突破。

　　我考察过国外在信息共享空间上的做法，一般是把主馆的内部空间进行调整，重新组织，这也是一个发展过程。

　　信息共享空间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让读者在图书馆，可以与别人一起交流和协同，做些工作，讨论些问题。有这样的空间，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图书馆的设施和资源。所以总的来看，这是对图书馆功能的一种拓展和延伸。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国内是否可以移植国外的这些经验？

　　朱强：国内这方面的发展，相比国外会有一个滞后期。我觉得这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共享空间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需要各种支撑。

　　在我国，像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广泛的发展，我们到一些县城，欠发达地区，差距还是很大，大部分地区还是停留在相对不发达的程度。

　　教育也是这样，即便是像北京这样教育发达的城市，像北京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我们的学生和国外的学生在利用图书馆、信息和设施的这些方面还是有差距。

　　去年我去德国，在图书馆的一角，电脑、打印机、扫描仪都在一起，读者可以上网查资料，或者扫描需要的一些资料，可以直接打印出来。这些基本的功能，在国内很少有图书馆能实现。

　　大学图书馆，学生是主要的用户，国外的教学是以自学、讨论为主，但我们的教学还是教师授课为主。团队学习和讨论的需求还没有展现出来。

　　我们成立多媒体部，专门设立一个学术研讨室，老师可以用来开小范围讨论课，设施很先进，有投影仪、电子白板，设施很好，但利用率却不高。

　　信息空间肯定是有需求的，但是目前还缺乏一种驱动力。作为图书馆，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也是必要的。

信息素养需要全民推动

　　《中国教育网络》：您心目中理想的图书馆是怎么样的？

　　朱强：满足一个社区、国家公民对阅读或者信息方面的需求，需要靠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来共同合作，它需要一个图书馆的体系，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甚至到一个学校，共同担负文化传播的工作。要说理想的一个图书馆，我想是没有的。

　　我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都是国际一流的图书馆，但大的图书馆并不一定理想，因为大了以后，有时候反而不太方便，想要看书也不太舒适，对普通读者来说，倒是小一点的可能好一些。

　　新加坡图书馆不错，我去开会的时候还参观了几个区的图书馆，设施都很先进，读者利用起来非常方便。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区，类似一种商场式，一有时间就可以进去，挑完书，用身份证自助办理借书手续；图书馆旁边就是餐馆、超市。国内还几乎没有这样的。

　　《中国教育网络》：图书馆担负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承，您认为我们的图书馆与其他国家是否有差距？

　　朱强：我想着重提的是信息素养，在这方面，中国有欠缺。

　　国外在幼儿园就已经培养利用图书馆的意识。美国一个社区幼儿园有几个班，一个班每周有半天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里有地毯，桌子也矮矮的，大家可以坐在地毯上，听老师讲故事。老师朗读，小朋友们都能听得懂。故事讲完了，老师说，书架上有更多的故事。到了下个星期，大家带来借走的书，听完故事再换。很多家长到了周末就带孩子到图书馆去。

　　我们需要培养孩子从小就懂得利用各种信息工具，获得知识。

　　《中国教育网络》：您认为图书馆要怎么样培育和引导读者的信息素养？

　　朱强：现在，我们有些学生可能考试成绩很好，但是不会读书，到了大学也是这样。从小接受的是应试教育，觉得把课本上的知识学好就行。这是不够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会淹没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更需要信息素养的提高。

　　图书馆在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中，需要进行有效的宣传工作。大学里，学生都来自四面八方，信息素养水平参差不齐，而图书馆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包括怎样利用图书馆的设施，怎样利用图书馆的丰富的文献，在校期间如何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等。随着读者需求的变化，我们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拓展。

　　从图书馆来说，我们希望北大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的时候，因为他们充分地利用了图书馆，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能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到图书馆找答案，而不仅仅是到Google、百度上搜索。他能意识到，在图书馆可以查到更权威的资料。

       当然，信息素养的提高不仅依靠图书馆，还受整个社会的综合性因素影响。这也是国家发展程度的原因导致，可能要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有更多人的生活改善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更多地带我们的孩子去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