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全民阅读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最近几年，全民阅读的范围有所拓宽，但主要是网络阅读，纸本阅读仍然是56%到57%，平均每人每年阅读书籍在4.7本左右，而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50本，以色列、法国、日本的纸本阅读量也远远高出中国。
　　
　　那么，网络阅读算不算阅读的一种？全民阅读究竟是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还是迎来了颠覆性的革命？
　　
　　“互联互通之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如果不自制的话，进了互联网就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沉迷其中。互联网中有些是适合我们阅读的信息、经典书籍，但更多是和人的欲望需求相关的内容，占用了大量时间。这种以消遣娱乐、快餐为主的文化，把我们的阅读时间夺走了。”这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看法。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提到伦敦大学专门做的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他们花了5年时间，跟踪两个学术网站，发现读者很少是把一篇资料或者文章从头看到尾，而是读上一两页，浏览一下就又跳到另外一篇。所以，用户并不是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出现——他们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
　　
　　而这种新出现的阅读方式已经深刻影响了青年人的知识结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深有体会：“最近几年带的博士生，跟他讨论一般性知识的时候，他的信息量相当的大，但跟他讨论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就十分的贫乏。”对此，贺耀敏发出了“不愿意带学生”的感叹，为什么？“不具有基本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
　　
　　当然，我们相信这只是少数。然而，当过多的“微阅读”正在改变国民的阅读习惯，让我们对传统阅读感到吃力和畏惧时，当国民自以为和世界的联系如此紧密，其实却丧失了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之时，则国堪忧，民族堪忧。
　　
　　“中国的阅读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如是判断。
　　
　　正是基于此，浙江省第八届馆藏图书展示会开幕之际，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中国图书商报社共同举办“共担文化责任助推全民阅读”高峰论坛在杭举行。传统阅读时代，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和阅读的广泛。在数字浪潮汹涌，改变阅读形态方式的今天，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图书馆的角色和定位是否有所改变？关于“如何助推全民阅读”的命题，他们如何再次担责？
　　
　　出版的变与不变
　　
　　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看来，当下有文化、有价值、有影响、有市场的好书并不多，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在价值取向上如何把追求经济利益同传承、传播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认为必须明确、形成共识的是：“无论单位体制怎么改，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主阵地的性质不会改变。要正确处理好利益与责任的关系，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多出读者喜欢看、愿意买，图书馆值得藏的优秀作品。”
　　
　　与之同时，无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无论是零售还是馆藏，出版能占多大份额，都取决于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什么样的服务。”就新华书店服务图书馆而言，他认为要加快从图书供应商向馆配服务商的转型。
　　
　　内容传播载体、渠道的多样性，则决定了出版发行机构必须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目前，浙版集团正在努力打造以博库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内容集成与交易核心平台，建立全品种多形态的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数据库，并开展纸书、电子书、按需一印刷、按需出版的全业务，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同时，浙版集团正在建设馆藏信息平台，研发完整的馆藏数据分析系统，更科学和更具针对性地推送新品推荐目录、提出采购建议以及为出版社提供出版咨询增值服务。
　　
　　“活”下去的图书馆
　　
　　前若干年，图书馆的生存危机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在今天，这种疑问逐渐消失，正是因为图书馆在新阅读时代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
　　
　　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31年，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亲历了图书馆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到网络化，现在又走向移动化的过程，“变化是图书馆的主题”。过去，传统图书馆坐等读者上门，但现在，图书馆直面现实，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提供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朱强称之为“泛在图书馆服务”。